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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. 黃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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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百年前黃酒的“出圈”往事
        2022-03-23 (à′?′: ì???í?)

        放眼中國酒飲江湖,黃酒是各類酒品里頗顯溫和、典雅、厚重的一種。不過,近年來亦有不小質疑聲,批評黃酒只是局限在“江南一隅”的區(qū)域性小眾酒水,有甚者干脆放出了“黃酒不出長三角”這般措辭較硬的論調。難道黃酒真的只是長三角部分地區(qū)居民的獨特“雅好”?揆諸史記,這顯然是一個極大的錯覺、誤讀。事實上黃酒的文化“格調”有多高,百年前它的“出圈”范疇就有多廣。

        “黃酒不出長三角”嗎?

        梳理近幾年間有關黃酒的輿論,其中影響最盛者,莫過于一句“黃酒不出長三角”。對照歷史,此言著實失真,百年前不僅長三角代表性產(chǎn)地的黃酒遠銷他鄉(xiāng),其他區(qū)域也有制售地方特色黃酒的久遠傳統(tǒng)。

        百年前,浙江(紹興)黃酒走出了本地嗎,它又走向了哪些區(qū)域?1935年5月,浙江省商務管理局組織編制的《全省農工產(chǎn)品概況統(tǒng)計》強調,浙江“農產(chǎn)品茶葉、紹酒為全國重要特產(chǎn)”。此處所謂茶葉,主要指杭州龍井?梢娭辽僭跁r人眼中,紹興黃酒和杭州龍井是居處同一“段位”,在舉國范圍內具有較高識別度的浙江名品。查閱舊報,當時紹興黃酒的行銷空間很是廣遠——1936年4月,《東南日報》刊登的一則建言形象歸納了當時紹興黃酒的廣袤市場:“北達平津、大連、青島、西安等地,南迄汕頭、香港、南洋各埠,東自日本的長崎、神戶起,西至漢口以西”。引文當中有多少區(qū)域不在長三角限定內,不消贅言。

        對此,或許會有人獻疑“紹酒賣到了某地,并不意味著它開拓了當?shù)厥袌觯绻皇且粔瘍蓧,顯然算不上成功植入”。的確,我們尚需舉出紹酒在長三角以外城市的具體消費案例,來強化對“黃酒不出長三角”的反駁。那不妨借1936年北平某作家刊載于《實報》的論說來予以驗證吧——文章對當時北平、天津等華北主要城市的黃酒來源描述道:“我們平常所飲的黃酒,差不多都是頭一年的,由浙江運來,分批售出”。

        那么在長三角以外的區(qū)域,黃酒是否僅有紹酒這一枝獨秀?翻檢史料,方知中國黃酒品類繁多,眾星閃耀。紹酒雖艷蓋群芳,但也并非長三角以外地區(qū)的唯一黃酒選擇。我國黃酒的制售區(qū)域頗為遼闊,不同地方特色鮮明,各有千秋。

        1940年,《晨報》上的《京市之黃酒業(yè)》一文介紹稱19、20世紀之交,北京市面上有五種常見黃酒,分別是南黃酒(紹興)、內黃酒(內府黃酒,清帝遜位后絕跡)、京黃酒(北京周邊土產(chǎn))、仿黃酒(其他地區(qū)模仿紹興酒)、西黃酒(山西)。其中多款黃酒就是長三角以外地區(qū)出品。1926年《伏園游記》里也提到,早年間陜西也曾規(guī);瘏⒖冀B酒仿制“南酒”,其中“苦南酒”更接近紹酒,而“甜南酒”則“離‘南酒’殊遠,色如‘五加飯’而殊少酒味”。陜西的仿紹酒應當被視作地方特色黃酒,這恰好驗證了黃酒生產(chǎn)在長三角之外不僅開枝散葉,更結出了“同宗不同樣”的累累碩果。

        長三角之外的黃酒消費也呈現(xiàn)出同樣的“出圈”格局——1958年,曾從野編寫的《煙酒商品知識》總結道:“黃酒是我國人民飲用最久的一種酒類……但特別流行于浙江、江蘇、山東、山西和東北各省,為廣大人民所喜好,每年銷售量占全國酒類銷售量的第二位”。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不同區(qū)域黃酒產(chǎn)業(yè)各自的輝煌歷史,也給后世留下了豐富多元的“黃酒名品”。1960年,輕工業(yè)部科學設計研究院組織編寫的《黃酒釀造》爬梳了當時尚且發(fā)達的各地特色黃酒,在長三角之內的除紹酒外,還有無錫老厫黃酒、寧波黃酒、嘉興黃酒、丹陽甜黃酒、溫州烏衣紅麴黃酒、金華踏飯黃酒。而在長三角之外的山東、福建,即墨黍米黃酒、福州紅麴黃酒、閩北紅麴黃酒也令吃酒者大飽口福。

        其實在百年前黃酒的“兄弟較量”間,紹酒雖力壓群雄,但并非唯一表現(xiàn)亮眼者。山東青島的即墨黃酒(黍米黃酒)尤其實力不俗。1921年發(fā)表在《新社會報》的《即墨縣之社會調查》談到:“黃酒可算是即墨的特產(chǎn),別處就有,也總不及這兒出的好”,可見在非大米釀造黃酒的擂臺上,即墨黃酒是“常勝將軍”。這款流淌著北方糧食“基因”的即墨黃酒也在近代開拓了龐大的東北市場——1927年,《盛京時報》新聞稱兩年間山東半島出產(chǎn)的黃酒在東三省市面上極為暢銷,甚至沖擊到了日本酒的優(yōu)勢地位,其實力之重磅昭然可見。

        在長三角之外的某些產(chǎn)區(qū),黃酒在地方酒飲消費架構中的定位也非常高。1937年,農業(yè)經(jīng)濟學者郭俊瑛分析了綏遠(今內蒙中南部)的情況:“黃酒,綏遠俗名‘代酒’……綏人時以飲之,為本地人民好嗜品之一……綏省酒館中營業(yè)之盛衰,亦常以其所用黃酒之優(yōu)劣為標準也”。這段記載表明那時黃酒不但深受綏遠人喜愛,更是該地餐飲業(yè)的一大特色。1989年編印的四川青川縣《文史資料》提到,當?shù)亍敖俣嗄陙恚S酒一直在青川廣大農村廣泛流傳。有的農民于每年夏天把黃酒投放市場,作為商品沿街叫賣。就飲者以其能‘一醉二飽三解渴’,又美味又廉價,深受歡迎”。由此可知,歷史上青川的黃酒消費一方面超越了“冬令”的傳統(tǒng)時間段,另一方面也超出了“餐酒”的一般飲用場合。

        可以競爭的市場,無法模仿的風味

        近代黃酒琳瑯滿目,但質量最優(yōu)、美譽最盛的毫無疑問仍屬出產(chǎn)自紹興核心地帶的鑒湖黃酒。1917年《申報》形象地概括道:“紹興酒品質之美,為我國百酒之冠,自古有酒王之尊稱,嗜之者極眾,暢銷極廣”。又因紹興酒地位崇高,在近代的一些地區(qū),“紹酒”也被徑直挪用作黃酒的代名——1935年,程瀚章在常識讀物《飲料》里寫道:黃酒“以浙江紹興所產(chǎn)的最有名望,所以普通又稱為紹興酒”,所述即是此現(xiàn)象。

        由于紹興酒光明耀眼,其他有黃酒自產(chǎn)能力的城市,也會涌現(xiàn)出一批“尊奉”紹酒的懂行酒客。1925年《時事新報》對上海黃酒消費論析道:“上海普通所飲之酒,紹酒為上,寧波酒次之,本作酒飲者甚鮮”。當時北京的情況與上海如出一轍。1935年,刊發(fā)于《華北日報》的《(北平)黃酒莊調查記》談到:“黃酒有本地造與‘南莊貨’之分別,本地造者在海淀、良鄉(xiāng)等處,所產(chǎn)者皆為低品黃酒及料酒。至于平市飲品黃酒,則純?yōu)檎憬∷a(chǎn),即所謂‘南莊貨’者是也”。

        紹興酒壓倒眾雄的秘訣,就在于釀酒用水來源不簡單——澄澈透亮的鑒湖水既滋養(yǎng)了紹酒,也與紹酒一道蕩漾遠行,吸引無數(shù)文人騷客與紹興遙相感應。鑒湖水對紹酒品質的意義何在?1934年夏天,紹興文人“詹水”路過寧波。在餐館里,“詹水”對配餐黃酒的品質大發(fā)牢騷:“味劣帶苦,幾難下咽,詢之知為土酒,非鑒水所制”,他由此感慨“紹酒之珍貴,洵非純盜虛聲者”。翌年,“詹水”又在《東南日報》發(fā)表《鑒湖水》一文,深究了鑒湖水成就紹興酒的具體原因。他披露了友人告知的一條關鍵信息——“鑒水與非鑒水相較,每一水桶,常水較鑒水輕約四斤”。由此,“詹水”指出正是因為鑒湖“水分極重”,用之釀造的正宗紹興酒方能“醇厚絕倫”。近代科學也介入了紹酒與鑒湖水血肉相連關系的調查。1934年9月,《東南日報》援引鑒湖水質分析結果談到:“所含鹽分、磷酸、鐵及游離酸等均極少量,其硬度約有二點一至二點七,故釀造最為適宜”。文章作者不禁感嘆紹興鄉(xiāng)間流傳的釀酒俗諺“米是酒的肉,曲是酒的骨,水是酒的血”,謂此言不虛。值得一提的是,如此具象真切的“肉、骨、血”比喻,亦見于1958年浙江省工業(yè)廳刊行的《紹興酒釀造》一書,足見其影響之持續(xù)、廣遠。

        然而不幸的是,1920年代至全面抗戰(zhàn)勝利這段時間,紹興酒的生產(chǎn)與銷售多次遭到外部影響的嚴重干擾。首先是當時紹興因水旱災害等原因,曾出現(xiàn)多次較嚴重“米荒”。1930年《中央日報》就介紹稱紹酒“近年因釀米歉收,原料騰貴,故停釀者日多”。更為可怖的沖擊來自全面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紹興經(jīng)由寧波出海的貿易通道長期阻斷。1948年春,管錦屏在《中央日報》發(fā)布的文章表示:雖然上海酒樓里大多仍以紹酒代稱黃酒,但真正的紹興黃酒,已很少運到上海:“所謂紹酒,現(xiàn)在大抵來自蘇;蚱謻|”。

        紹酒產(chǎn)量受挫,特別是運輸阻遏使近代中國黃酒市場發(fā)生劇烈震蕩——許多地區(qū)的黃酒飲用習慣消失殆盡(被其他酒飲取代),他處的釀酒業(yè)乘勢替補市場空白(仿紹酒贏得了紹酒本來市場)。1943年,《新申報》解說道:“(戰(zhàn)前)制紹酒業(yè)中人,為節(jié)省運輸用,在江蘇吳縣、無錫等地,創(chuàng)設酒作,故又有蘇酒、紹酒之分……惟因水成分不及紹興,善飲者多喜道地紹興酒,兩地之售價,遂分軒輊。蘇錫兩地之制酒作,并不十分發(fā)達。”結果八·一三事變后,“因浙江交通不便,紹酒來源日稀,于是蘇錫之酒乘時崛起”,一下子竟然“營業(yè)轉盛可與紹酒并駕齊驅”了。不過即便市場易主,紹酒“金牌風味”仍舊無可撼動。上面提及的1948年管錦屏文章寫道:“不過一到‘老酒客’的嘴里,也能詳細辨出是否紹酒的真?zhèn)蝸。蘇州、常州酒味清而帶酸,浦東土造灰味重而色濁,就是太倉或常熟酒,卻只覺其太甜,當然不可與真貨紹酒同日而語”。直到1949年,楊德惠主編的《中國著名土產(chǎn)》還對紹酒萬分懷戀,將之推崇為各色黃酒里的最佳選項:“說起黃酒,幾無人不推紹興黃酒為第一,因為紹酒氣味芬芳,一入口中便覺其他黃酒所不及”?梢婋m然有形的產(chǎn)銷會因時勢波動,但無形的風味傳統(tǒng),始終是紹酒賴以生存、揚名的優(yōu)勢資源!翱梢愿偁幍氖袌,無法模仿的風味”,這大概是對中國黃酒產(chǎn)業(yè)格局,對紹興酒歷史地位的精當描述吧!

        百年前黃酒沖出了地域、原材、工藝的“產(chǎn)銷圈”,又劃定了正宗風味的“品鑒圈”。面對長三角,黃酒是“出圈”的。面對其他近代國產(chǎn)酒飲,精致、正宗的黃酒似乎又是不愿“出圈”的執(zhí)拗者。或許黃酒的溫情恰存于此間,含情脈脈,醇厚而不張揚。

        來源:中國食品報社融媒體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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